前不久坐出租车与司机聊天，他知道了我在大学里工作就对教授表示了景仰之情，我说：“教授也有不行的。”“是吗？外地的吧？”我说：“不，北京的也一样。巴掌大的正经文章没有写过一篇的，照样当教授或者其他的什么正高。为什么，人家有权，或者会拉关系，或者会胡编乱写抄袭别人地写书，真格儿的就不多了，这并不是个别的。现在都恨假冒伪劣，商店里有多少假冒伪劣大学里也有多少假冒伪劣，别迷信什么教授不教授。当然好的也有，有的我很佩服。”司机听得有点傻了眼说：“能是这样吗？我们可以为教授了不起。”我说：“不在其中，不知其情。”
我在一家学院里工作，干的也算是知识分子的活，也混了一个相当于教授的高级编辑职称，时不时地也有人叫我“教授”，可是当人家、特别是我以为不了解我的人叫我教授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感到多少荣耀，却往往不自在，有时候还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也是一个玩弄权势者或者善于钻营者，前年老家来了个农民说，现在没有真格儿的了。小时候就曾经受到过一个老学究的熏陶，对教授崇敬得不得了，在年已半百的时候，拼命跳出了当官之路搞学问，到头来职称也算混到头了，但是味道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在大学里办过学术刊物。我们的刊物原本专业性很强，附庸风雅，前些年也发了一些文化批评之类的稿件。那几年发现有些教授的稿件观念落后，缺乏思想，很感失望。我们用过一些作家的稿件，我自己也喜欢看《读书》、《中华读书报》、《天涯》、《文学自由谈》之类的报刊，从中发现不少作家观念很先进，思想很敏锐。作家并不是研究学问的却能够有这份功夫，我想这和作家必须具有敏锐的社会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有关，相比之下许多哲学或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授却没有这个本事，恐怕与他们只知道啃书本以及只知道专业之内的事情有关，至于那些假冒伪劣的教授更不用说了。于是我对于作家很敬仰———既能创造形象又能解释社会，有思想。我曾经想过，或许中国的前卫思想更多地存在于作家之中。后来我慢慢地又有了一种想法，作家可以敏锐地发现很多前卫的东西，但是却难于成就较有体系的理论。如果能够成就，他就不再是作家而是学者了，或者是作家兼学者了。作家的这种状况总比只知道教学生怎么样按电钮或者只会说别人的话的教授强，更不要说那些根本不知道学问为何物、文章为何物凭权术当“教授”的了。我不知道作家中有没有假冒伪劣，我想作家应是以作品以及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评职称的，也就是说有一个市场的检验，不过，现在的事情难说，只要哪里有了点好处，大家就蜂拥而至，汹涌澎湃，不光是鱼龙混杂，而且是劣币逐良币，假的把真的挤掉，差的把好的挤掉。也许商店里有多少假冒伪劣，作家协会里也有多少假冒伪劣。不在其中，不知其情。
我已经六十出头了，看的事和人多了就常常想，人人都有所长所短，人人也都有自己的爱好，难得的是在这一生中找到一个社会位置，正好落在自己的爱好和长处的交叉点上，这样才有可能有所成绩，至少工作得有点意思。这是人生的最佳社会位置，找到这个位置是一生难得的幸福。我看，在现实社会中，有这份福分的人百不及一，甚至千不及一。
我读了作家韩石山先生的《我的教授梦》（《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3日）被他痴心于当教授的精神所感动。但是我也由此想到了我当上“教授”后振奋不起来的复杂心情，想到了当年我对教授的崇敬，同时也想到了人的社会位置。根据我对于作家的理解以及对于作家评职称的猜测，而且从文章里看韩先生已经是相当于教授的一级作家，我想韩先生很可能已经找到了最佳的社会位置，应当没有什么遗憾，不仅如此，我还很羡慕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开创者之一威廉·詹姆士写过一篇《博士巨怪》的随笔，文章写到一个不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人被聘为大学教师，讲课效果很好，但是后来校方发现他没有博士学位要解聘他，但是考虑到他的讲课效果没有马上解聘，而是让他补上博士学位继续任教。詹姆士写道，许多人虽然有了博士学位但是讲不好课，而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可能是一个出色的教师。他质问：“难道个性对我们无足轻重，非得由学位授予机器加印盖戳、核准签定不可？”好的作家应当到大学里讲课，当教授，大可不必都要经过考外语之类的鬼门关。制度本来是为了保证质量的，但是制度一旦形成制度它就是一种教条，需要必要的突破。
俗话说，站在这个山头看着那个山头高。或许正因为这样，韩石山先生才那样地艳羡教授的头衔，其实，我站在这个山头还挺艳羡你们的呢，我一直痛恨自己没有艺术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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